（旧社会北京最有名的八大胡同）
民国时期，官员、军阀、议员等头面人物，多是风月场所的常客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社会风气。
例如北京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，民国政府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们在此狎妓盛极一时，大文人胡适也是风月场所的“老手”。
根据胡适自己的日记，早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冬天，不满20岁的他便十余次出入妓院，甚至因为喝花酒喝得大醉，在回家的路上寻衅巡捕而遭罚款。在成了北大教授之后，以“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”自居的他并未就此痛改前非，一次在上海喝花酒被人看到，遭著名翻译家包天笑撰文刊登于《晶报》，他一怒之下亲赴报馆，嚷着要找包天笑算账。
根据胡适自己的日记，早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冬天，不满20岁的他便十余次出入妓院，甚至因为喝花酒喝得大醉，在回家的路上寻衅巡捕而遭罚款。在成了北大教授之后，以“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”自居的他并未就此痛改前非，一次在上海喝花酒被人看到，遭著名翻译家包天笑撰文刊登于《晶报》，他一怒之下亲赴报馆，嚷着要找包天笑算账。
民国时期妓院如此发达，得益于娼妓合法化。在娼妓合法化的背景下，妓院和妓女必须持证经营和上岗。只要满足政府要求，接受政府的管理，并且按时纳税，原则上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开设妓院。
当然，妓院也分三五九等，部分高档妓院往往有某些势力集团的影子，平常妓院也难免受黑道或者腐败势力的把持，不过总体而言仍然以民间经营为主。
（上海四马路旧上海红灯区）
旧上海堪称民国时期妓院最发达的城市，1947年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统计，“上海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十万人，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”，这也验证了王书奴在《中国娼妓史》中的描述。
上海的妓院大体分为四等，一等和二等都属高档妓院，流连其间的非富即贵，而妓院老板也多有一定的背景。
期间，上海有一家名为“烟花间”的低等妓院，与其他妓院通常都由混江湖的半老徐娘或者老婆子开设不同，“烟花间”的老板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姑娘，名叫林桂生。
说起林桂生，知其者甚少，但是提起黄金荣，大概尽人皆知。林桂生便是黄金荣的妻子。林桂生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，她年纪轻轻就敢在上海滩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开设妓院，足见其胆魄和能耐。黄金荣遇到林桂生之前，不过是法租界的探长，只能说勉强有些势力。娶了在当时的娼妓行业里名声在外的林桂生后，黄金荣的人生迎来巨大转折。林桂生先是将家搬到十六铺，而后公开向全上海网罗门徒。当时十六铺是个三不管地带，龙蛇混杂，林桂生利用自己多年开设妓院结交的三教九流，短期内便招募门徒上千，一跃成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黑帮，这便是后来的青帮。
林桂生创立青帮之后，黄金荣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的大佬，林桂生作为他身后的女人，对于青帮的发展壮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也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上海甚至中国--杜月笙是林桂生一手提拔的，蒋介石曾是青帮麾下成员；青帮多次涉足政治，在推动蒋介石上台以及后来的国共斗争中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当然，林桂生成为青帮大姐大之后，并没有放弃驾轻就熟的妓院行业，而是以此作为支点，不断拓展经营范围，最后几乎控制了整个上海的地下社会。
民国时期，娼妓行业的从业人员，能像林桂生一般“出人头地”的毕竟凤毛麟角,像小凤仙一般成就佳话的也是屈指可数，绝大部分人在遭受政府、官员、黑帮等势力的盘剥与压榨后，最终被世人遗忘，成为不堪回首的历史片段。
解放以后，党和政府一扫陋习，彻底铲除了妓院，改造那些妓女重新做人，几千年的风气为之一变。
有一次记者招待会，一位西方记者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，问：“请问总理先生，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？”不少人纳闷：怎么提这种问题？周总理那是什么反应速度啊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，肯定地说：“有！”全场哗然，议论纷纷。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，补充说了一句：“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。”顿时全场掌声雷动。
（图片来自网路）
2017/9/28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